《我们离真相还有多远：邓小平八九用兵探秘》 -- 脙聳脗陋脙聨脙聻脗虏脗禄脙聭脙聰脙聜脙聸脙聦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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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osted: 14:39:23 06/04/02 Tue
Author: 作者：陈小雅
Subject: 《我们离真相还有多远：邓小平八九用兵探秘》

《我们离真相还有多远：邓小平八九用兵探秘》－－陈小雅

　　《六四真相》（以下简称《真相》）推出以后，曾得到许多当事人和研究者的批评与赞许、证实与证伪。去年旅美期间，笔者有幸于繁忙的旅游安排中接触到一些资料，并读到该书全篇，觉得虽然许多质疑者的论点均有道理，但该书的大多数描述中共高层运作的资料，恐怕是迄今为止可以见到的、距离信息源最近的资料之一无疑。因此，该书的出版，应该是“八九—六四”研究事业的一大盛事。

　　对于整个研究事业来说，它的明显功劳，在于对过去一些“坊间传闻”的证实，对于不实谣传的澄清。在我看来，科学研究的过程犹如用“天平”秤事——天平一端的秤盘里放置“假说”，天平另一端的秤盘放置“证实”。每一个研究者总是先把得来的最初资料——经过整理——放在“假说”盘里，然后再搜集其他证据放入“证实”盘中。如果“证实”的一端不够分量，假说不能完全被证实，这项研究就不能算完成。如果“证实”的一端超出“假说”的分量，那么，就需要修改“假说”，直到天平实现平衡。根据一定的信息提出假说是容易的，但没有被证实之前，它并不被赋予真正的价值。虽然出自不同渠道的“坊间传闻”也可以互相证实或证伪，但毕竟越近信息源的“证实”越可靠。《真相》对于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此。

　　然而，正如笔者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采访时所谈到的，史书的“政治价值”与“学术价值”有时是矛盾的。当你怀抱为某种派别或利益集团“澄清历史真相”的目的而工作时，你很可能不自觉地掩盖了另一些真相，而只有当所有这些真相都揭示无遗时，读者才有可能接触到名副其实的真相。本文的目的，就在于试图揭示被《真相》忽略或不自觉地掩盖了的那些真相。

一、从《八九民运史》的失误之点开始的探索

　　《真相》对于笔者作于１９９４年的《八九民运史》中的一些史实陈述，是起到了修正作用的。其中最显著者，在于它肯定了执行“六四”清场的部队不是２７军，而是３８军。在１９９６年，笔者的朋友曾提出过类似问题，１９９７年《北京之春》登载的一篇关于３８军的文章也谈到这一点，但当时笔者无法断定这些“说法”的“权威性”，因此未发表过任何更正的声明。

　　在《八九民运史》第八章“六月腥风”中，笔者曾误将３８军政委说成２７军政委。回想当年写作时，之所以会采取此说，是因为在该书脱稿之前，尚无文字与可信渠道的消息确认这支开进部队的归属。笔者当时依据的仅仅是：

　　１、“３８军抗命、军长被捕”的消息；

　　２、中国社会科学院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８日“英模报告会”上，２７军副政委的报告（见《八九民运史》附录）；

　　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戒严一日》有关文章提供的信息。

　　——在这些信息中，上述“英模报告”公开了部队的番号，开进路线、包含兵种情况，并讲述了２７军捣毁纪念碑下“高自联”指挥部的情节。在军史方面，它拥有参与“老山战斗”的经历。而在《戒严一日》中，现在已知是３８军政委的文章，当时并未公布部队番号，但在上述开进路线和军史叙述方面显示出与前者的重合。另外，还有当时显然是最接近信息源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也公开持有２７军开进长安街的说法。

　　而《真相》明确指出：“隶属于北京军区的第３８集团军，是６月３日承担天安门广场清场任务的最重要的一支部队。可以说，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基本上是由这支部队完成的。”笔者相信，《真相》的作者如无确实根据，是不会作如此明确的“澄清”的。在此，笔者应该向读者致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八九民运史》的有关提法作出更正。

　　然而就在《八九民运史》失误的地方，笔者发现了《真相》的一个“缺陷”。

　　作为一本晚出六年的、距信息源最近、具有“权威性”的史料性著作，它至少应该在内容上涵盖前人已经得到确证的材料，如上述２７军已经公开承认担任捣毁“高自联”指挥部角色的内容，如《戒严一日》已经披露的１５军参与清场与３８军会师广场的内容。（见《戒严一日》上集，第１９０～１９９页）但是，笔者在该书的相关章节中，不仅没有求得这方面的“证实”，相反，笔者发现，除３８军执行清场任务这一事实外，所有参加执行６月３日至４日戒严部队的开进资料均告阙如！

　　与这一大“空挡”相比，它对各地的、民运的、外电的材料，高层老人之间的对话材料的堆积和铺陈，则有“不厌其详”（当然也有明显的省略）之嫌。在那些“不厌其详”的“堆积”中，《真相》作者也慷慨地引用了不少群众对２７军“误会”的材料。例如：

　　“石家庄：凌晨，约三千多名学生、市民冲击２７军军部，呼喊‘２７军刽子手’、‘２７军镇压人民’、‘２７军杀死老人、学生和孩子’等口号。零时，冲击２７军军部大门。

　　石家庄：有三百多名学生、群众包围在２７军军部门口，其中七人静坐。２７军政治部负责人向省委报告：现在谣传２７军是镇压北京学生和人民的骨干，他们非常不安。现在２７军的军人家属非常担心。一是担心‘在外边的人会不会受伤’，执行戒严任务的时间会不会很长；二是担心自己在地方工作开始受‘白眼’，担心有人抓住他们当人质，甚至子女受到伤害。请求地方政府做市民的工作……”

　　——笔者相信，《真相》作者是掌握有关于２７军的更多材料的，但既然如此，它为什么偏偏要略去２７军捣毁“高自联”指挥部这一公开的重要的环节呢？这只能让人认为，作者或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史料”采取了“有详有略”的处理方法。

　　作者或编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仅仅是“还历史与真相”，还是对２７军的处境有特殊的同情？抑或是为了把没有了军长的３８军推向前台，去面对历史的审判，或为“六四”问题“圆满解决”铺平道路？——对此，在没有更进一步资料证实的情况下，不便作出判断。本人关心的也并非这些问题。因为，本人认为，无论是３８军还是２７军，在六四事件中，充当的都是“工具”的角色。不能加之于２７军亲属的“误会”，同样也不能加之于３８军及其亲属。笔者相信，当今人们的觉悟，也不会容忍把３８军作为“替罪羊”之类的安排以换取一桩历史公案的了结。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显然，“不厌其详”的堆积，并不能满足有心的研究者探求“完整的”六四真相的愿望：一个没有军队详细动态的报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六四”的真相呢？笔者的著作也没有，但笔者写的是“八九民运史”，而不是“六四真相”。如果前者的责任是在揭示“学运—民运”的起仆线索的话，后者的责任显然应是揭示“戒严—镇压”的推进过程。而正是《真相》在军事问题上的某种隐讳，使笔者意识到，这正是揭开“六四真相”之谜的关键所在：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参加，会有令世界震惊、令历史沉重的“六四事件”吗？

　　——邓小平为什么会调动如此之多的军队，来干预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抗议？

二、根据民间资料编织的军事图景

　　为了对付八九民运，中国政府到底动用了多少军队？这显然是揭开“六四”之谜的第一道难题。只有通过了这道难题，我们才能够进一步问“为什么要动用如此多的军队”进而接近事情的真相。

　　在一个军队事务仍属机密的社会里，作为普通研究者，我们无法获得关于它的准确的资料和数据。关于参加戒严的部队总人数，迄今为止，有说是２３万的，也有说是２５万的。报数最多的一文，是１９８９年七月号《明报》载文《党指挥枪？枪指挥党？——谜一样的人民子弟兵》，说：“这次奉戒严令进京的，有来自全国七大军区的军队，达３５万人之众。他们大多出自作为军队‘精锐’的野战部队；军兵种包括步兵、炮兵、装甲兵、空降部队、导弹部队。其中２７军、３８军、３９军、２４军均为经过合成改造的现代化集团军。参加人数最多的２７军和３８军为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队。”根据官方的报道，邓小平１９８９年６月８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公开人数是“百余人”。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作为依据和参考的资料还有：

　　其一，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戒严一日》；

　　其二，是《八九民运史》附录——２７军副政委所作的“英模报告”；

　　其三，是６４ｍｅｍｏ上刊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进军路线——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至４日》（以下简称《进军路线》）

　　其四，多维网“大家论坛”上刊载的《２７军在“六四”》（以下简称《２７军》）和《３８军在“六四”》（以下简称《３８军》）

　　在这些资料中，《进军路线》相当集中地描述了军队在“六四”镇压中调配情况，滋录于此，以便比照分析：

　　“３８军　由西向东　该军１１２师、１１３师１０８００人在代军长张美远（少将）、政委王福义（少将）率领下，于６月３日晚８点从万寿路一带的军队大院和丰台西仓库出发，经五棵松、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复兴门、西单，向天安门广场推进。

　　３９军　由东向西　该军１１５师、１１６师在军长傅秉耀（少将）率领下于６月３日晚８点沿八王坟、建国门、北京站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４０军　由东北向西南　该军１１８师、１１９师在军长吴家民（少将）率领下，于６月３日下午３点３５分从首都机场出发，沿京顺路、机场路、太阳宫、三元桥，向东直门开进。

　　２３军　由北向南　该军在副军长刘书明（大校）、政委张传苗（少将）率领下，从沙河机场出发，沿马甸桥、清河镇、和平街北口向德胜门开进。

　　１５军　由南向北　该军４３旅、４４旅在副军长左印生（大校）、副政委田瑞昌（大校）率领下，于６月３日下午５点从南苑机场出发，沿南苑路，经木樨园、永定门、前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５４军　由西南向东北　该军１２７师在副政委张ｋｕｎ（少将）、师长钟声琴（大校）率领下，于６月３日晚９点５０分从丰台出发，沿六里桥、广安门、菜市口、虎坊桥、南新华街向天安门广场开进。

　　２７军和６５军则已经于６月３日前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人民大会堂。

　　２８军　该军８２师、８５师６月４日白天仍被北京市民堵截在木樨地一带。

　　６３军　该军１８８师在军长齐连运（少将）、政委曲继宁（少将）率领下与６月３日晚１０点半，沿３８军的路线向天安门广场开进。”

　　——经过笔者核对，这一资料所提到的人名、路线与开进方式，全部可以在《戒严一日》中得到应证。

　　在《３８军》一文中，涉及到六四时期军队调动的内容有：

　　“奉命进京执行戒严任务的有１５军、２０军、２４军、２７军、２６军、２８军、３８军、３９军、４０军、５４军、６３军、６５军和６７军”

　　——综合上述两文，此次戒严动用的部队，报数最多的是１４个军（包含Ｎ个集团军）。其中《３８军》一文只有１３个，缺少《进军路线》中所说的２３军。而《进军路线》中提到２４军却暂缺其进军路线。它们与上述《明报》文章中提到的部队番号也可以互相应证。如果这两篇文章不是出于同一作者，那么，它们所提供的这个数字可以作为“六四”在动用军队方面的参考基数。

　　经过笔者搜索，《进军路线》告阙的资料，或许可以从如下线索得到补充。根据《戒严一日》：

　　１、在《将军被围记》中，记述了５月２０日从西山出发，在北京城西八角村被围困的某集团军动向。该军的军长是臧文清，政委是曹和庆。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６日戒严部队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工也介绍了这一情况。（见《戒严一日》上集，第２６—３１页）

　　２、在《敞篷军列抢运兵》中，记述了５月２１日北京铁路分局“军代处”将北京开往大同的１４１７次“空敞车”的３０节车厢扣留在怀来的沙城站，并把车辆送至部队的“装载地点”。此后，这次被命名为“平２４”的列车，“不起货票，不挂守车，不派转运车长”，“一路绿灯”于次日早晨６时１３分到达北京站。（见《戒严一日》下集，第４—５页）

　　３、在《一篇新闻稿》中，记述了一个来自“辽东大山里的军营”军官的记录：５月２２日凌晨１时，该趟不知从何地出发、载有至少一个团的军列，受阻于河北安迁车站（见《戒严一日》下集，第６—７页）

　　——这些资料，也许与上述资料所述部队重合。但专业研究者不难通过类似途径补足缺如。

　　此外，据《３８军》所述：调配这些军队，牵扯到三个大军区的兵员，它们“主要来自”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此外还有“其他军区”。在整个戒严过程中，起配合作用。从参与的兵种来看，据《戒严一日》：它们包括坦克与装甲部队、榴炮与高炮部队、工兵与通信部队，还有侦察兵和空军……这些叙述，基本印证了上述《明报》文章的说法。在《真相》的下面文字中也可得到印证：

　　“……接到赴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后，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有关集团军迅速收拢部队，进行思想动员。在向北京开进中，各部队采取佯动迂回、隐蔽前进、多路进发、高速开进等多种办法向北京集结。……先遣部队第２７集团军、第３８集团军、第３９集团军、第６３集团军的有关部队，已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准时开到北京城区，基本到达预定目的地，为进行戒严做好准备。”

　　除此之外，参加了所谓“平暴”过程的，还有北京的武警部队和头戴防护面具、手持玻璃钢盾牌和电警棍的防暴警察。

　　——这些资料，可以大致画出１９８９年参与“六四”镇压的军队调集情况。

三、从“值勤”到“镇压”——军事作用升级的三部曲

　　综合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这些军队进入北京是分三个梯级实现的：

　　第一个梯级，是４月２２日——５月５日，即军队进京值勤时期。

　　这个时期以４月２０日“新华门事件”为肇端。根据《３８军》的记载：４月２０日凌晨“发生了‘新华门事件’。中共中央军委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遂于４月２２日，将３８集团军第１１２师（欠３３６团）、坦克第６师（欠炮兵团）、工兵团、通信团，共８９８６人、４０９台汽车首次调赴北京。在此期间３８军协助首都公安、武警完成了维护首都秩序，保护胡耀邦总书记的灵车安全进入八宝山公墓的任务。”根据《真相》记载，这一调兵行动的“报告由杨尚昆签发，赵紫阳圈阅。”也是请示过邓小平的。

　　至于中央军委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决定的过程如何，我们原指望从《真相》一书得到更多的启示，但是《真相》并没有提供我们解开“军队介入”这个关键的环节。

　　——这是军队进京迈上“第一个梯级”的第一步。下面是第二步：

　　《３８军》说，“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学运进一步扩大。３８集团军第二次奉命率坦克第６师、工兵团、通信团一部共５１００人、２３４台汽车进京，担任了警卫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这个“制止动乱预备队”是根据什么命令成立的？《３８军》没有说，《真相》一书则作了如下记载：

　　“为了对付这次游行（指４·２７游行——陈注）并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请示邓小平，杨尚昆命令从北京军区第３８集团军一个坦克师、一个工兵团和一个通信团等部队中抽调约五百余人，于４月２７日至５月５日，在北京执行警卫人民大会堂和制止动乱预备队的任务。杨尚昆命令，军队必须坚决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与学生或市民发生冲突，决不能动用武器。违者按军法论处。由于４·２７学生游行秩序井然，３８军执行任务的部队基本没有介入。”

　　该书还记载了游行队伍报道的，３８军“一个师”从天安门广场撤离这样一条信息，并未作出更正。

　　在此处《真相》所报３８军抽调的部队与《３８军》的记载一致，但数目要大大小于《３８军》，但它告诉了我们那个“制止动乱预备队”的来历。而这个“预备队”显然就是后来担任“镇压主力”的３８军被绑上“战车”的开始。

　　第二个梯级，是５月１９日—５月２２日，即军队正式执行“戒严令”时期。

　　这个阶段起始于５月１７日在邓小平家中召开的，有杨尚昆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以两票赞成，两票弃权（其中一位“服从组织决定”；另一位“保留个人看法”），一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戒严”的决定。据《３８军》记载，第二天（１８日）下午，杨尚昆主持了中央军委会议，为北京市区的戒严进行兵力部署。会议决定以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承担戒严的主要任务，其它军区配合，成立了戒严部队指挥部。当天晚上，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向杨尚昆紧急报告，３８军军长徐勤先表示不能执行戒严命令。杨指示周衣冰立即前往３８军驻地保定，亲自处理。

　　５月１９日，赵紫阳以病假为名拒绝出席向党政军干部宣布戒严的大会。由于开会前得悉戒严情况被泄露，为预防不测，原定由５月２１日零时开始实施的戒严时间提前到５月２０日上午十时实施。

　　此后便发生了举世皆知的、遍及华北地区的人民“反戒严运动”及全国性的“抗议戒严活动”。１９日晨，３８军第１１２师、１１３师、坦克第６师、炮兵旅、工兵团、通信团的１５０９９人、８５１台汽车、２１３辆装甲车和３３辆坦克及坦克抢救牵引车从保定出发向北京开进。其中６７００余人进入五棵松至军事博物馆一带的军队大院，其余分别被阻于大井村、八角村、焦家口和六里桥（《３８军》）；２７军１９日上午８时从石家庄出发，在分四路开往北京途中，分别在保定、丰台、大兴和八宝山一带受阻，２１日，他们接到暂不进城，在郊区待命的命令。５月２０日，奉命进入《人民日报》警卫目标的某部，从北京东面的通县出发，被阻于朝阳区大北窑返回营地，改走顺义县李桥乡、管庄，从稻田蛰入２９２医院。５月２０日，从西山出发，以天安门为目标的某集团军被阻于古城。济南军区的部队则因锦州发生学生“卧轨”事件受阻……除少数需要进入特定警卫目标，如火车站、电报、电视大楼的部队，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达到目的外，大部分受阻军队暂停执行戒严任务，从２２日至６月２日起，按由远而近、由外向里、由分散到集中的原则，将被围部队逐步调整到有利位置。与此同时，奉命开展了一场“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大学生的教育活动”。

　　第三个梯级，是６月３日—６月４日，即军队开进“平暴”的过程。

　　从５月２２日到６月２日，这“漫长”的十天已经把北京学生运动的意志与激情几乎消磨殆尽，民运除了“等待镇压”以外，几乎失去明确目标。

　　而在军队一方，则对未来的行动作好了充分的物质和思想准备。通过一段时间的渗透，他们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布好了一张大网——据《真相》和《戒严一日》记载，戒严部队此时已进驻了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安部机关等大院；他们不仅对全北京每日的人流和活动规律进行了探测，对天安门广场和纪念碑进行了侦察，还针对可能出现的集会、围堵、枪杀、爆炸、纵火、放毒及自然灾害等情况，制定了周密的警戒防卫方案；各军、师、旅、团紧扣执行任务的特点，组织了三十二次较大规模的演练，拟制了十二套处置突发事件的方案。

　　与此同时，在政府一方则作好了政治上的准备：按部就班地取得了中顾委及政治老人的一致、各省和各大军区的表态；与历次重大事件发生之前一样，给民主党派打了招呼。更重要的是，５月２７日，取得了人大委员长万里的书面表态。５月２８日，在中共元老确定了新一任的接班人，确定即将召开新一届中共中央全会的同时，也确定了即将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的计划。６月２日，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终于作出当晚“实施清场计划，两天完成”的决定。当天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军委和戒严部队指挥部负责人会议，命令于６月３日零时一部份尚在郊外的戒严部队进入北京市区，继续向警戒目标开进。

　　此后，各路部队在各自行军路上都遭到北京市民的阻拦，尽管远不如戒严初期所遇到的阻拦严重，但部队却前进缓慢。针对这种情况，３日下午４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召集秦基伟、李锡铭、洪学智、刘华清、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以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北京军区政委刘振华、以及各军军长开会，就部队难以前进进行紧急磋商，并命令：戒严部队一定要坚决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不得延误时间；部队开进途中，如遇阻拦，可以采取“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当日下午５时许，３８军政委王福义接到这个命令，以及该军为先导由西往东开进广场的任务。６月４日凌晨１时３０分到达广场，４时３０分，开始清场。于６月２日进入人民大会堂的２７军四个连２０５人组成的一个特缉分队，在侦察参谋赵勇明带领下，于凌晨１时３０分领受了捣毁纪念碑下“高自联”指挥部的任务。他们于４时２５分出发，在广场闭灯的那一刻，到达出发地点，并于西、北、南三面突入纪念碑下的人群，完成了其实除人肉屏障外，并无抵抗的“夺取”任务。（据该队成员说，他们的任务中原有逮捕高自联领导成员这一项，但根据事态进展，恐怕“节外生枝”，他们放弃了这一行动。可见这个“特缉队”的权力是很大的。见《戒严一日》下集，第２１６页）由南面进入广场的１５军，则按戒严指挥部安排，把守从纪念碑东南角到前门大街的出口，于４时３０分“自南往北向广场中央开进”，５时３０分与由北向南开进的３８军“会师”，（见《戒严一日》上集，第１８９、１９９页；下集，第２１３页）从而基本结束了整个“清场”过程。

四、对邓小平恐惧的探索

　　通观以上军队由执行“值勤”任务到充当“镇压”工具的整个过程，我们得到两点启示：

　　其一，是十余年来纠结在人们心头的所谓“开枪”问题，实际上是在镇压前夜的６月３日，在一个清场时间限制的压迫下，由一个既含糊又明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的允诺带来的。——这一真相的澄清，在某种程度上拂逆了“激进舆论”的感情，但却是《真相》为“八九—六四”研究作出的一个最大的，别无替代的贡献！它的重要性在于使我们看到，所谓“六四”镇压的关键，并不在于“开枪”命令的发布，而在于一个“渐进过程”的“转折点”。

　　其二，耐心的读者从上述简单的陈述中肯定已经嗅出了某种异于寻常的气味：在部队调配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一种“双备份”的考虑。如：安排天安门广场清场的部队，是两个主力军——３８与１５军（中间还夹著２７军的一个“特缉队”）；驻守大会堂是两个军；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两条路线开进，都是各为两个军。在３８军到达广场之前，安排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公安部大院、历史博物馆和大会堂的军队早已对天安门广场形成了包围圈。而在他们的外围，还有空军和高炮部队。整个３８军的进军，如同被“请君入瓮”——连后路都被封死，因为紧随其后，还有６３军的一个师“督后”。这些现象，使得整个围绕广场的“清场”活动，看上去更像是一场小心谨慎的忠诚测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当时３８军的将帅真的接受了某些民运人士提出的“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在天安门广场与学生“会师”的话，他们将立即被一同埋葬在这个帝国的中心！

　　到此，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国之重器，不轻以示人”，邓小平顾虑的到底是什么？解开了这个结，也就解开了军队由“值勤”到充当镇压工具的“转折点”。

　　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在上述三个梯级的递进关系中，第二个梯级是整个事情发展的关键。而第一个梯级也并非无关紧要。

　　如前所述，这第一个梯级的第一步，是由“新华门事件”迈出的。但胡耀邦追悼会后，似有缩回这一步的迹象。而真正登上第一个梯级的一步，是邓小平的４·２５讲话。

　　在公开的信息中，我们只知道，邓小平讲话的结果，是在４月２６日发表了那篇使学运“升级”的“４·２６社论”和与学生的对话，但不知道高层在幕后到底做了什么。六四后，不少文章说，在戒严以前，邓小平有一个会见各大军区、集团军首长的动作。香港《争鸣》杂志１９９８年６月号《邓小平“六四”言行录》上说，这个会见的时间在５月８日至１２日，地点在武汉。较早出版的《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说时间在５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地点也在武汉。这两说的时间虽然不一致，但所述会见地点均在武汉，时间跨度均为５天，这一“巧合”似可以给这件事以某种程度的“证实”作用。

　　在《真相》一书中，没有记述邓小平的这一动作，但是它没有记载从４月２５日以后，直到５月１１日这段时间邓小平去向的文字，而自５月１１日后，根据它记述的邓小平的每日活动日程，邓在此期间似无离开北京的迹象。如果《真相》的时间报道是可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设定，在４月底与５月上旬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不在北京。从５月１１日杨尚昆向邓小平汇报情况的内容看，邓小平的确有可能一段时间不在北京。那么，邓小平这段时间去了哪里？根据《镜报》月刊１９８９年６月号刊载的《中南海高层斗争真相》和罗点点的《流血的改革》的报道，我们可以设定他去了北戴河。而陈一谘《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中说：“５月８日，邓小平开始召见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部署调兵。”我们大致可以设定，邓小平确有一个和各大军区与兵种首长会见的情节，地点也许在武汉，也许在北戴河。如果这个情节是存在的，那么，不仅３８军是不被信任的，连杨尚昆本人也是被提防的。至于邓小平这些会见的性质，综合各种信息来看，与其说是“调兵”，毋宁说是“打招呼”或“摸底”，更加确切。有了这个“底”，他才会回北京坐镇，而没有后顾之忧。

　　以后的事态证明，第二个梯级的出现，显然早已超越了“军民”这一对矛盾的存在，而是更加侧重了“党军”和“军军”两对更加棘手的矛盾。

　　从《真相》记载的５月１１日，邓小平和杨尚昆的私人谈话，我们可以看出事情这一阶段的情况。

　　那一天，是邓小平主动提出了“你怎么看待赵紫阳的亚行讲话”这一问题。杨向邓谈了自己的看法后，又透露赵紫阳私下对他谈的修改“四二六”社论对学运定性的想法。邓小平随即又问：“常委中别人的意见呢？”杨尚昆说：“他的这个看法只是私下里对我说，还没有在常委和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来过。依赵紫阳的估计，乔石、胡启立可能会同意，李鹏、姚依林大概不会同意。”于是，邓小平提出：“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敢于坚持原则。当然，我们要尽力采取平和的手段解决这次学潮。”这时，杨把话题转到“戈尔巴乔夫过几天就来了”的问题上。但最后，邓又回到“学潮”问题，并询问了“部队思想状况怎么样？”在得到杨的有把握的回答后，邓小平最后对杨尚昆说：“赵紫阳、你、我，我们三人认真谈一谈。”

　　通观这次谈话，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决定在“用兵”问题上“再上一个台阶”是由对赵紫阳的“亚行讲话”不满开始的。从杨尚昆那里，他摸清了赵的真实用意和常委态度后，开始考虑“用兵”问题。但此时，对“学潮”（这是邓私下讲话中采用的调子）尚未确定镇压方针。

　　经过这次“邓杨交底”，我们只需看看５月１６至５月１９日发生的几件大事的要点，便能清楚了解这“第二个梯级”是如何上去的：

　　５月１６日，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谈，公开中共高层决策内幕。会后，赵紫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提出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运的定性。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全体青年军官致信广场学生，表示坚决支持民主运动。

　　５月１７日，播发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劝学生停止绝食，承诺不搞“秋后算帐”的“书面讲话”。赵紫阳率政治局常委向邓小平汇报。李鹏、姚依林提出赵在在“四二六”社论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亚行讲话与社论声音不一致的问题。邓向赵提出亚行讲话“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学生就闹得更凶了，再次重申以社论口径为最后底线“不能退”，并说“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被管制了”，并建议政治局考虑戒严问题。赵表示，对邓的方针难以执行。天安门广场出现“结束老人政治”、“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５月１８日晨，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份军官致中央军委的信。信中提出决不要镇压学生；敦促政府领导与学生对话；促进军队改革，削减军费等要求。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无果。３８军军长徐勤先抗命被捕。

　　５月１９日凌晨，赵紫阳到广场看望学生，发表告别讲话。

　　根据陈一谘《十年改革与八九民运》，５月１５日到１８日，“首先提出不赞成动用军队的，是人大常委会三个军内副委员长。离休的八百多个将军中，有五百多个将军都明确表示反对动用军队镇压。”

　　——显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暴露了“党军矛盾”，还暴露出另一个在“邓杨交底”时被掩盖起来的“军军矛盾”。这两个矛盾，无疑是主宰邓小平思维的关键问题。这一点，我们从其后的四件事中也可得到应证：

　　第一件，是５月２１日，尚在“病休”中的赵紫阳命中办机要局急电在加拿大访问的万里，结束访问后立即回国。邓小平闻讯后立即要中办、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发特急电通知万里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即行回国，先到上海，由江泽民通报北京的有关情况后再回京。５月２２日，赵紫阳“病休”结束前往正常上班时，发现自己已经被“架空”了。

　　第二件，是戒严以后，为“以防万一”，在中南海以及未入住中南海的元老们的住宅，警力都比原先加强一倍，都架设了轻机枪，备放了扎车胎的带刺钢板。中南海的新华门内侧沿南海和瀛台一带都部署了部队。杨尚昆经李鹏劝说，“从工作大局出发”，与李鹏们一道搬进了中南海。而当杨尚昆劝邓小平是否也到中南海“避一避”时，邓小平说：“我哪儿也不去！”

　　第三件，是５月２４日杨尚昆在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据《真相》称：“这个会议完全是根据邓小平的授意召开的，开会的目的，就是通报赵紫阳的问题，统一部队高级将领的认识，以防军队高层产生思想分歧。”杨尚昆说：

　　“一段时间安定了，中央某人说话或者一篇文章出来，又起来了。然后又下去一点。接著又起来了。到了最后，搞得北京不得不宣布戒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搞得首都这样失去控制？全国都发生大的游行示威……经过分析事情发展的过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件事发生在学生里头，但根子是在党内。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声音，两个不同的声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说法，就是有两个司令部。”

　　接著，他历数了赵紫阳在“四二六”社论、亚行讲话、会见戈尔巴乔夫讲话，和５月１９日“告别讲话”的错误，以及他对待戒严问题的消极态度，透露了中央“势必要换领导。然后，他谈到军队问题时说：

　　“特别重要的是军队无论如何要巩固。军队是不是都思想通呢？这就要靠你们去作工作，我想大军区一级的同志没有问题，但军以下会不会有人有问题呢？现在还有人说，军委有三个主席，为什么邓小平一个人就能够调动执行戒严令的部队。这些人根本不懂军队，只能欺骗学生，军队实行首长负责制，我们这些人只是协助主席工作，起参谋作用……紫阳同志做这些工作，老实讲，我们给他贴了不少金。这几年的成绩，根本上就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经政治局集体决定的，他只是执行。”

　　第四件事，是６月２日，在作出“清场”决定的会议上，邓小平说：

　　“我们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要有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份军队，那一派抓一部份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

　　这些当事人的言论，结合５月２０日张爱萍、肖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等七名退休上将致中央军委，反对以军事行动解决问题的联名信；以及当时的军人动态（见笔者《八九民运中与学生站在一起的军人》）；联系到后来如缕不绝的关于３８军与２７军矛盾的谣言；以至在“六四”后，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出版的第一部与真相比较接近的《戒严一日》与中央口径的微妙差别；以及邓小平在去世前解决“杨氏兄弟”问题和笼罩在杨尚昆父子死亡问题上的迷雾；还有把这些矛盾信息延续至今的《真相》倾向性，等等这些，都说明，邓小平、杨尚昆当初的那些恐惧并非子虚乌有。或许，被掩盖的比被揭露的要多得多！

　　他们所忧虑的一个是“政变”，另一个是“兵变”！动用如此庞大的军队，进行如此周密的部署，他们的确不是为了学生而去的。

五、一个可能被忽略的“隐形杀手”？

　　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用传统思路，从当事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利益关系分析事物的矛盾。在探索邓小平的用兵之谜时，笔者和大多数人一样，喜欢从他的武夫出身，他本人的“家长”性格出发；从“杨家将”在军中的利益，以及邓小平、赵紫阳对杨的依赖去求得结论；以及最终归因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弊端，等等。这固然是十分必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和不同的角度内，揭示“六四”镇压的原因的。然而，这些不同的条件只是事物演化的背景，它们最终只是六四“用兵”的“或然性”，而不是其“必然性”。对于不同的人，它一定还存在自身的特殊问题。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特殊性就是他的“老年”问题与疾病问题。因为根据常识，一个人只有在对自身极无信心，对周围事物极无把握的情况下，换言之，在认为自己别无“退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双倍防范”的情况下，使出一些极其拙劣的、后患无穷的、最后的手段。

　　事实证明，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之前，除邓小平和几个老人外，并没有人看到中共的政权有什么危机。相反，倒是在那一天之后，这种怀疑空前地生长起来。所以，当时的情况，用一句“众人皆醒君独醉”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分。出自百姓的最朴素也最直观的判断就是：“你糊涂了，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过了八十都是老猫”……

　　也许，真理有时就存在于常识、常情与常理之中！

　　怀疑、自卑、莫名的恐惧，是老人的通常难以克服的毛病。随著生命逐步离自身而去，他们控制周围事物的能力日益降低，而同时，受事物支配的现象则与日俱增。他们愈是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恐惧就愈是强烈。而所有那些支配老人的因素中，药物，往往起著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信息的封锁和专业限制，本人无法从生理的角度探讨，在那些非凡的日子里，邓小平作为一个前列腺癌症患者（１９７６年经过手术），一位年届８５岁的帕金森氏病症晚期的病人，一个享受著中国医疗技术“最高级待遇”的人（换言之，也是一个被医疗技术科学最高成果的权威统治和控制著的人），一个八年后因该病的并发症——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辞世的老人，在坚持与疾病搏斗同时，会给政治决策带来何种影响。他的“没有退路”的感觉，有多少是他本人生命状态的描述？有多少是他的党和改革事业或政局控制能力的描述？他对于局势所采取的施“猛剂”以攻“毒症”的手段，有多少是医生施之于其病情的“急就章”的一种“摹写”？作为一个力求严肃的和科学地探讨问题的学者，我知道，引用纪实文学作品的描述是危险的。但是，坦诚地说，在对现存结论心服口服之前，笔者不得不从更广泛的文字里去搜寻答案的所在……

　　在《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一书中，作者江之枫曾提到邓小平的身体与医疗问题。他指出：为出席重大国事活动，邓小平曾大剂量地被施以药物。而这样用药，事后会给病人到来“严重不适”……

　　顺著他的这个思路，我们考察一下，在１９８９年４月至５月，邓小平出席了哪些“重大的国事活动”呢？这样的活动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２日胡耀邦的追悼会。根据江之枫的叙述，为了自始至终参加这个会，邓小平服用了大剂量药物。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才能够以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８５岁的老人之身，在追悼会上站立了“整整一个小时”而无倦意！这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

　　第二次，是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为了成就这一中苏两党历史上的“盛会”，江之枫说，邓小平事前也服用了大剂量的药物。他同样出色地履行了自己作为“最高首脑”的职责。其结果，也是人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的。

　　而通过本人的前述研究，我们发现，这两次重大国事活动的时间，与“八九—六四”事件的两个重大转折不无“巧合”：

　　第一，４月２２日出席完胡耀邦追悼会后，４月２５日，邓小平便发出了那个他终身难以挽回后果的“４·２５讲话”！

　　第二，５月１６日会见戈尔巴乔夫以后，５月１８日，便作出了可以葬送他终身荣誉的“戒严”的决定！

　　以后的事态，均是这些“意外”事件在已经形成的对立格局中顺势推进、互相激荡、合理演化的结果！

　　——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无从断定“药物的副作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如果江之枫的言论确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确凿无误看到，两次“大剂量”用药后，邓小平都出现了“非理性的暴力思维倾向”，这就绝不能被看作是“偶然”！

　　作为参照的类似事物，我们还可以在决定世界命运的１９４５年找到，众所周知，在那一年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奠定了美苏“瓜分世界”的格局，但两位主演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两个月后离开了人世；而苏联的独裁者斯大林的健康状况由此急转直下……

　　历史与侦探一样，它不喜欢“巧合”！

　　２００２年５月９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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