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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osted: 12:39:43 08/17/02 Sat
Author: 孟鄰
Subject: 從「打教」、「非教」，到「變教」──說基督教在華一百年

從「打教」、「非教」，到「變教」
──說基督教在華一百年 孟鄰 2002

現代很多人都知道民國年間有新文化運動，而把一九二二至二七年的全國非基督教運動忽略了。(一九二七年，嶺南大學校方於各界要求收回教育權之壓力下〔當時中國在列強交侵下無教育權〕，首先推舉 鍾榮光先生任校長，成為中國第一所由中國人任校長的洋辦學校。後來嶺南更與美國教會脫鉤自辦。香港之嶺南學院就是廣州嶺南大學（致格書院）的分脈。 ) 義和團之亂（庚子事變）是中國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教案，教案的發生，是針對基督教（天主教與新教）而言的事件，但庚子事變同時也是中國官民反對列強侵略的一次鬥爭。因為近代基督教是藉著列強槍炮而進入中國的 〔註一〕，教會和侵略者的關係非常密切，如果說義和團之亂是一次「非理性」的反教運動，那麼，在它的反教同時，也象徵著反抗侵華列強的意義。非基督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差不多同時並行，站在愛國主義的立場，非基督教運動便是繼庚子事變後一次大規模的理性抗外運動。
我們說基督教，首先應把「基督教」和「教會」分開，教會是人辦，含有人為成份，亦受時代和國家影響，但教會一直主導著基督教的思想路線。中國史上有規模的理性反基督教浪潮，其實在500多年前的明末己見端緒，例如〈破邪集〉便收錄了明代各界人士對基督教的批判。如明代．黃貞：〈破邪集自敘〉：「奸夷設天主教入我中邦，以堯、舜、周、孔入地獄，此千古所未有之膽也。細查彼國毒法妖術，真可暗天黑地，感世誣民，此又諸夷所未有之毒也。歷窺彼夷辭華機局，真能使智者愚，賢者不肖；士遮同迷，貴賤共惑，五胡之禍未甚匹此！」〔註二〕 ；明代．蔣德璟：〈破邪集序〉：「比讀其書第知其竊吾儒事天之旨，以為『天主』即吾中國所奉『上帝』，不知其以漢哀帝時耶穌為天主也。」 〔註三〕可惜這些言論並未能真正地打摯到教會。即使在清廷禁教以後，仍存有若干地下活動。如果真的要明目張膽地傳教，則傳教士必須向支持教會的列強政府靠攏。在鴉片戰爭以後，傳教士不斷的慫恿教廷增派人手及財力到中國，中國尤其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已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一片「新開發傳教區」。清末馬健忠（《馬氏文通》作者）曾任外國使館使臣，他評論到教會與列強的問題：「其領事強梁於口岸以抗我官長，其大小商賈盤踞於租界以剝我工商，其諸邑教士散佈於腹地以惑我子民。」〔註四〕 (馬健忠：《教務紀略．第四卷下》) 。由於有不平等條約中「領使裁判權」的保護，外國傳教士可以深入大陸各地，不須遵守中國法律。傳教士在各地設教堂時，不是以上帝名義而設，而是掛著「大不列顛國XX會」、「大艾美國XX會」的招牌，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引清總理衙門評論這是「直如一國之中，有無數自專自立之敵國者」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註五〕。這些教會一方面為列強收集各地情報，如英傳教士寶復禮在《跟隨聯軍從天津到北京》“From Tientsin to Peking with the Allied Forces”中即自言：「沒有這些本地的基督徒密探們冒了極大的、甚至生命的危險給我們的幫助，我們是無法獲得這些情報的。」美．司弼爾在其著作《福音與新世界》亦說：「事實上，幾乎整個亞洲都是在傳教士的努力之下，把它的內部秘密顯露出來了。」另一方面，傳教士又把改造過的基督教傳播，希望「中華歸主」，企圖消弭中國人的民族性，與外國多些默契。例如英傳教士戴德生主張用救災來收買人心，他說：「上帝通過災荒給我們好機會說服中國人，英國所作為是為中國好」。侵華列強更常借傳教來掩飾罪惡，高呼：「神有意要結束社會的典型性，而殖民主義或許是祂的工具。」(亞伯力：《教會與急變的社會》) .〔註六〕
(有人用「樹大有枯枝」來形容近代來華的壞傳教士，這是錯的，把壞傳教士的數目遠遠看得太少了，應是「食人樹有不食人枝」才對。因為整體而言，當時中國軍、政、二權已全受教會支持下的列強阻礙，教育權更加失去了。連馬禮遜父子也是乘東印度公司的艦隊來華，期後參與簽不平等條約。李提摩太更是提倡全民奉英國為霸主，信奉上帝不作抵抗，否則「上帝」將以「血洗濯中國」。「上帝」之名，己給當時傳教士「改造」了，成為令人歸信做奴隸的口實。上帝當時不是你現在心中的上帝，當時跟本不是耶穌宣稱的那樣慈愛。例如郭士臘等人利用傳教的經驗引八國聯軍入京、更有教士從事放高利貸；傳教士又利用在中國搶到、列強分給的資金在中國建設醫院、義學、教堂等，就如一班人到你家搶了糧食、霸了你的大廳，再將搶到的食物煮好加工分一份給你，然後說：這是我的恩賜。不是很過份嗎？我們看一件事，絕不能用現代教會的形象和訊息類推以前的教會也是如此。)
因為中國的「信教」並非自願，而其國土中又出現了大大小小的「敵國」，在這些地區中因為與清廷各自為政，所以出現了不少「吃教份子」。例如一些土豪劣紳藉信教為名欺吞民產、犯罪份子藉信教為名逃避清朝國法。在種種的因素湊合下，再加上一般士民的惡洋心理，於是在中國本土發生的教案堪稱世界首位。

中國近代教案年份總比較表
---年份-------教案總數
1870-1880 ----51
1880-1890 ----89
1890-1900 ----147
1900-1910 ----225
1910-1920 ----少於25

教案本身可說是一種在國家無力反抗外國侵略下，中國人在民間私自非理性地、暴力地反抗外侮的活動。從上表看到，1900年庚子事變前後，教案發生次數特別之多；相返地，在民國建立以後，教案急劇下降，除了因為列國要兼顧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形勢有所改動、無暇處理在華糾紛外，這同時表明了中國反基督教浪潮，正漸漸趨向理性化。

關於教案的發生，客觀地說，當兩種文明開始質性交接的情況下，傳統文化心理必然會使中國人在意識深處築起一道圍牆，作為自我保護的作用，這雖然是蔽障了自己認識異域文明的視野，但因為近代基督教是藉著槍炮而來，在此情況下，要完全避免非理智的行為和念頭，幾乎是不可能的。若說義和團之亂是一個「非理性」的批判基督教運動，那麼，它埋下了批判基督教的種子，而且因庚子事變而引起的八國聯軍的入侵，令中國幾乎亡國，得到了史無前例的沉痛的教訓，這無疑使國人漸漸認識到──批判基督教應趨理性化。

關於近代國人對基督教的理性批判(在義和拳事件前期)，首推維新派的鄭應觀（1842-1922）。他在《盛世危言》中探討到基督教的問題：「洋人之到中華，不遠數萬里，統計十餘國，不外通商、傳教兩端。通商則漸奪中國之利權，並侵中國之地；傳故則偵探華人之情事，欲服華人之心。陽托修和，陰存覬覦，互相聯絡，恃其富強，致華人謀生之計日窮，而教民交涉之案迭起，其中煽害，倍甚通商。」〔註七〕 (鄭應觀《盛世危言》) 這雖然是某程度上較中肯的言論，不過都是站在社會學角度來看基督教的，對基督教的本體論還未作到見血批判。

到1906年，章太炎寫了〈無神論〉、〈建立宗教論〉、〈公言〉、〈榦盅〉等著名論，探討宗教起源關乎上古人對於神秘巨大的超自然力量的無知和恐懼，直接動搖到有神論的基督教的本體思想。此外，梁啟超一方面與熊十力等人各自編寫佛教史，在某程度上希望將佛教「翻新」救國，以取替基督教的強橫勢力；另一方面又為儒教出力，寫〈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希望提倡儒家人道倫理取締基督教的神權誡條。梁啟超對基督教的評論是：「科學之力日盛，則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伸，則神權之界日縮……自今以往，耶穌教即能保其餘燼，而非數百年前之面目可以斷言也」 〔註八〕(《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這些言論在社會上都有著很大影響，直至到蔡元培發表〈以美學代替宗教〉言論，可謂集大成者。
在基督教方面，他們以各地教會學校、教堂、差會、驛站作為傳教基地，沒有受少部份知識界的壓力而動搖傳教事業，直到1922年3月9日「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成立後，正式揭開了智識界反對基督教的序幕。1922年4月22日，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在《晨報》發表了〈非宗教者宣言〉，引起了全國各地，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注意，紛紛發出電報、信函、表示支持。同時，上海的英美報章都刊登了各地非基督教運動的報導；美國人辦的《密勒氏評論報》的社論載：「中國的非基督教運動正在迅猛發展著，如果他們不約束他們的熱情，他們將會有一天要懊悔……並給這個國家帶來說不盡的災難！」即使在南方廣州的嶺南大學，美國傳教士也對學生訓誡：「此是教會學校，只可宣傳宗教，不許談論國事」 〔註九〕。非基督教大同盟，得到了上海各學校的支持，並以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作為陣地，出版《非基督教特刊》。引起更多知識界的響應。非基督教運動在1924年前後，在廣東、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山東、河北、江蘇第省份都次第地成立了組織，與義和團的反教模式不同之處，是──此時期的參與者，大都是知識份子，他們以鋼筆、口號取代茅盾和刀劍。1925年6月，美以美會．外國差會部（The Methodist Foreign Missionary Board）負責人斯坦利評論道：「自1900年拳亂以來，基督教還從未遇過像現在這樣廣泛而公開的敵意。不少人感到，現在的非基督教運動對於基督教在華發展所構成的挑戰比義和團事變更為嚴峻。」〔註十〕 (斯坦利Stanly High)
非基督教帶來最重要的一項影響，便是令中國社會泛起了一次收回教育權的鬥爭。在十九世紀後期，外國教會在中國開辦了大量的學校，可是，沒有一所是經過中國政府批準開辦的。洋自辦的學校令中國喪失了教育主權，危機是漸漸令下一代學生對本國的歷史和文化疏離。到了非基督教浪潮百熱化的二十年代，國人紛紛要求收回教育主權。當時在北大任教的胡適對此作過評論：「我也知道，勸教會學校拋棄傳教的目的，比張作霖、吳佩孚裁兵還要難得多。」〔註十一〕 (胡適：《胡適文存》三集)。 當時教會學校最快的應變方法便是：把校長由西洋人撒換為中國人，而第一個在教會學校任校長的中國人，便是1927年在廣州任嶺南大學校長的鍾榮光。其餘各地大學還有如東吳、金陵、輔仁、華中、齊魯、協和、聖約翰、燕京、震旦等，都相繼更換中國人充任校長，而這場收回教育權的運動，便在教會學校換湯不換藥的情況下結束。錢穆先生當年便是在燕京大學任教，親眼目睹了非基督教及求收教育權的愛國浪潮，後來錢先生到了香港，與友人興辦新亞書院（中文大學早期成員），其宗旨便是以復興中華有關。崇基學院（中文大學早期成員）早期亦由二十多所不同的基督教書院組成，這些書院分別在不同階段由中國大陸南遷到英治的香港。故此，我們不能低估非基督教運動對中文大學成立的助力。

綜觀一百年前的義和團之亂本質上是一場沒有宗教目標的舉動，對基督教財產的破壞和仇視，也基於教會與侵華列強關係密切之故。如果把「教會」和「基督教」分開，那麼，庚子事變很大程度是因為教會恃例強勢力在華犯案而遭受報服的一場運動，而這場運動令國人認知上對基督教深地探索，因為發現教會與列強根本無分離，如梁漱冥《中國文化要義》說：「西洋自有基督教以後，總是過著集團而鬥爭的生活──雖然基督教是主張和平的……」 〔註十二〕 (《中國文化要義．第三章》) 所以中國社會便逐步產生了非基督教運動。事當時年輕時代的馮友蘭說：「宗教亦為人之幻想之表現，亦多講自己哄自己之道理……近來有非宗教運動，其目的原為排斥帝國主義的耶教，其用意我也贊成。至於宗教自身，我以為只要大家以詩的眼光看他就可以了。許多迷信神話，依此看法，皆為甚美……孔子對於宗教的態度，似乎就是這樣。」〔註十三〕(《一種人生觀》) 另一方面，中國基督教教徒看見國內的教會受外國擺佈，已有改革傾向，加上1949年後中國與外國教會斷絕來往，漸漸地，國內教徒在本土發起了「三自」運動，實行自治、自養、自傳和獨立自主、自辦教會。這一係列的運動，從打教，到非教，及至變教，都存有因果關係，可說是庚子事變衍生出來的結果。一種有生命力的宗教或哲學，都要有變化的能力。

上文完
〔註一〕：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及東正教) 傳入中國共分四個時期：1唐、2元、3明及清初（後康雍二朝嚴令禁教）、4清中葉。在1858年6月，清朝與俄國簽定《天津條約》，其中第八款為「自由傳教」，其後各國亦繼之要求清廷簽署。)
〔註二〕：夏瑰琦編：《聖朝破邪集》載明代．蔣德璟：〈破邪集序〉（香港：宣道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頁37。
〔註三〕：夏瑰琦編：《聖朝破邪集》載明代．黃貞：〈破邪集自敘〉（香港：宣道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頁167。
〔註四〕：馬健忠：《教務紀略．第四卷下》，（上海 : 上海書店，1986年，第一版），頁21。
〔註五〕：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八版），頁348。
〔註六〕：亞伯力：《教會與急變的社會》，（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頁98。
〔註七〕：楊天宏：《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引鄭應觀《盛世危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頁350。
〔註八〕：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再版），頁187-199。
〔註九〕：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頁357。嶺南大學於1927年底正式脫離外國，由中國人自辦，首任校長為鍾榮光。
〔註十〕：楊天宏：《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引斯坦利（Stanly High）言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頁350。
〔註十一〕：胡適：《胡適文存》三集，（上海 : 上海書店，1989年，據亞東圖書館1928-1930年版影印，第一版），頁1170。
〔註十二〕：梁漱冥：《中國文化要義．第三章》（北京：學林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頁54。
〔註十三〕：馮友蘭：《一種人生觀》（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第一版），頁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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