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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Posted: 21:25:00 08/01/01 Wed
Author: 闲言
Subject: 与阿族人谈政治改革
一，经济基础
正如民主不可能凭空产生，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也需要一定的现实条件。
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有一种趋向聚集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趋势。如果过度抑制此一自发趋势，市场经济将因此被过度损伤，从而运转不起来。这就是资本主义初期，资本总是趋向集中的原因；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总要经历一个原始积累阶段的原因。当物质条件的丰富程度不能同时满足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资本聚集度和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平时，效率和公平，二者不可得兼。要么回到毛时代的普遍贫困下的社会公平状态，要么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经济取向。后者显然就是现行政策的出发点。
我不认为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现状，有可能在保持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做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平。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就必须接受不公正可能长期存在的现实。社会只可能一定程度地抑制不公正，不使矛盾过度激化。
有人喜欢依据西方经验得出普适规律，且看西方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西方在资本主义早期，是社会普认公正的吗？难道西方资本的原始积累，不是鲜血淋漓的吗？难道西方的典范—美国，其第一代资本家不是被普遍看着是骗子 强盗 杀人犯吗？难道这不正是社会主义兴起的原因吗？现在，西方资本家羽翼丰满了，西方发达国家社会财富能够满足规模资本和普认公正的双重需要了，于是西方开始高喊社会公正，还可以教训发展中国家要怎么来讲人权。
不但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 社会公正，是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而逐步推进的，东方新兴工业国家《如台湾 南韩》，又何尝不是如此？脱离经济发展，一步登天的社会公正，世界历史上，市场经济国家从未有过。有之，则是社会主义的大锅饭。
当然，现代条件下的资本原始积累，不应该也不可能采取极端不公正的形式，但也做不到社会普遍满意的公正程度。这是中国社会随着改革开放，新出现的一个矛盾不可调和点，也是社会民主必须缓行，必须等待社会财富具备一定积累的原因。
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原教旨主义者们，不承认市场经济早期必然会衍生社会不公的现实，总强调一切不公，都是极权制度的产物。那么他们怎么面对，西方民主国家，资本主义早期，也存在血淋淋的现实呢？
二，强势政府
阿先生的观点是：极权政府是腐败之源，不可能期待它主持社会冲突中的公正。它只会偏帮，不能居中。只能通过《民主》方式，由冲突各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在一般情况下，确实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在社会矛盾极端尖锐的转型时期，矛盾各方，不可能通过自我协商达成妥协。
不管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实现，还是现实中矛盾冲突的和平解决，都只有在冲突各方立场差异不是极端到不可调和时才有可能。否则就只有借助另一种更大的威胁来暂时压制冲突。
美欧可和平协商，解决磨擦；对南联盟，却只有兵戎相向；美苏之间，如无核战的威胁，早已打得不可开交。塞阿两族之间，犹太人阿拉伯人之间，都不缺少沟通协商的渠道，甚至还有国际社会的居中调和，他们谈拢了吗？妥协和平了吗？
民主制度的崇拜者们，你们以为民主是什么？不就是一种协商谈判的机制，不就是一种游戏规则吗？当无人遵守时，规则再好，有什么用！
可以肯定，如果犹太人阿拉伯人同属一个强大的帝国，双方必能和平共处。矛盾未必会得到解决，但必然会受到压制，不再表面激化，不再是你死我活。帝国有可能偏袒某一方，但除非它能彻底消灭一方，否则必然会将偏袒限制在对方可接受的范围内，以换取稳定。就象今天的中国，昨天的苏联那样。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转型，需要一个强势政府的原因。政权的特性，决定了它既可能和利益集团互为利用，又必然会有矛盾冲突。利益集团，以赢利为唯一目标，不会怎么顾及政权的存续和稳定；而政权却以自身的存在和稳定为最高目标。社会转型，矛盾激化时，政权本身的维持也更为艰难，更为紧迫，政权与利益集团的目标差异和矛盾必然加剧。政府越强势，越能摆脱利益集团的羁绊，越能对利益集团形成压力和钳制。只有一个能压服各方的政府，才能构成社会冲突中的稳定力量，才能建构出人人必须遵循的秩序和规则，社会也才不会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中，走进动荡不休的陷阱。
二十年的历程表明，政府已认识到，唯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融入国际社会，才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民性格
世界上各色人等，性格相差其实有限。差别主要是适应不同环境的结果。所谓中国人的温训忠厚，其实是长期的专制统治使然。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长期积累的心理能量往往会使极端的性格走到自己的反面。看看等级和专制松动之时，中国都发生了些什么，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就不必费心去寻找大革命时湖南的“暴民运动”例证，看看几十年前的文革就足够了。
那种以为只要让“人民”尝到少许甜头，他们就会感恩戴德，一心一意服从精英们的安排，老老实实遵守他们制订的游戏规则，不再提任何“非份之想”的幻想家，只能够说他们永远也睡不够—尤其是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群众运动”以后。
物质条件贫乏，社会矛盾尖锐之时，启动社会民主，既不可能有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又没有人人遵循的游戏规则，只能是胜者为王，弱肉强食，社会陷入动荡，人民苦难，不知胡底。
四，政改工具
这一点的分歧，部分源于概念差异。我只反对某些人宣称的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即在现阶段实行以普选制和代议制为标志的民主政治制度。我并不反对实行其它方面的改革，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党政分家，健全法制，变革命党为全民党，党内民主等等。
这些改革，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当然是不充分的，也不能将政府的效能发挥到极限。但这可能已足以使中国，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推动目前的经济和改革，减少经济发展中的阻力和磨损，完成必须的社会转型。否则，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国家，是在成功实现工业化以后，再启动民主了。
五，阿先生的思维，似乎有三个误区：
1，直线思维
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我们要赶紧走过去。不知道过程中还要走弯路，有时候看起来还是背道而驰。
2，民主迷信
以为民主万能，民主百利无一害。民主可自动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为它自己接生的问题。凡有敝害，则谓之民主不够。看不到民主也有局限性和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3，以为秀才遇到兵，有理讲得清。
以为只要自己讲道理，别人也会讲道理。以为什么时候都有一种大家都甘愿接受的安排，只要将它找出来就皆大欢喜了。不知道有一种分歧叫“鸡同鸭讲”，不知道有一种矛盾叫“你死我活”。
附：阿族人《闲言先生的四个误区 ——还驳“政改缓行论“》
首先说明一点，我与闲言先生的分歧，不是“急改”与“缓改”，而是在目前情况下，究竟要还是不要进行“政改”。农村改革从小岗村分田到中央明令取消人民公社，经历了大约两年的时间。而国企改革从赵紫阳破三铁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孰缓孰急？孰优孰劣？改革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问题自应有不同的策略和不同的节奏。只有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才存在应该“急改”还是“缓改”的问题。否则泛谈“缓”好还是“急”好，没有意义。
纵观闲言先生的洋洋大文，他的“政改缓行”的观点，主要靠他对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政府角色和政治改革的意义这四个方面的认知支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对这四个方面的分析而得出的观点无一成立。下面我们详细看看他这四个误区。
第一个是“经济贫乏论”。他认为必须有“足够的物资和资源可以满足十亿农民、几亿工人的需要”，才可实行政改而不致引起社会动荡。关于这个问题，秦晖先生早已有过论述。他的看法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现在一般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要说同毛泽东时代有霄壤之别，就是与邓小平和胡、赵时代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现在的社会不满却远远高于那时。这说明，只要腐败、不公等社会问题没有得到遏制，甚至日益严重，即使物质条件再有更大幅度的改善，也依然不会消解公众的不满情绪。因而也就不会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会降低政治改革的风险。
再一个是“政府强势论”。他说，“政府越强势，就越能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为平衡各方力量和利益作出安排，使冲突不致过于激化。”“在没有强大的平衡调节机制的情况下，必然走向极端。”这些话如果这样理解：在政府（或国家，这两个概念在他文章中经常混用）的强大压力下，社会各阶层都会“只有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那么他说得大致上不错。但是，这正是传统计划经济的特征呀！斯大林比戈尔巴乔夫、毛泽东比邓小平不知要“强势”多少倍，情形如何呢？摆脱利益集团的影响么？恐怕情况恰恰相反。市场经济不需要头上有一个超级强权作为震慑之物，而是要求有一套谈判、协商机制；它并不幻想实现百分之百的公平公正，只是希望能不断达成妥协。另一方面，中国的这种“传统政府”的背后，有着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受监督、不受制约正是社会腐败与不公的根源。政府越“强势”，导致这个集团越难以约束。这样下去，各种社会问题便会愈演愈烈，政改施行的阻力、困难和风险也就会越来越大。
第三个是“暴民威胁论”。他在文中断言，“在中国目前潜伏的社会矛盾如此尖锐的情况下启动政改，无异于点燃火药库。”似乎中国老百姓都是人来疯的孩子，得着点好脸就要上鼻梁。“满足不了难道他们会善罢甘休？已经民主了还要他们过苦日子，还要他们忍受哪怕是比现在缩小的贫富差距，他们会答应？”看看闲言先生的描述，活脱脱二十年代胡南“痞子运动”的暴民。我不知道这是在抹黑中国百姓还是在抹黑中国知识分子，也许兼而有之吧。然而我不认同闲言先生的判断。这倒不是认为当代民众比以往有了多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值，而是我知道：作为旧体制的传统受害者、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比其他人更珍惜改革的成果、更需要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中国百姓的温驯忠厚，世界闻名。（否则哪里还会有今天？）
第四个是“政改花瓶论”。从闲言先生的“经改先行，政改缓行”的逻辑中不难看出，他眼中的政改至少不具有“工具价值”。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一个美好的未来，一只漂亮的花瓶。没有它，经改固可以一枝独秀；社会问题民众不满等因素亦可以暂时隐忍，过后靠“政府做到事后公正”来摆平。这正如一位网友说的：“没有一个合适的制度支持，就能完成经济的彻底转型，那不是空想，就是有意的欺骗。”的确如此。“政治改革”不是空泛的、可望不可及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它首先是对现下愈演愈烈的腐败等社会不公正的一针解毒剂，而且是经济改革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其实，“改革”天然的包括政治、经济两方面内容，甚至还包括文化、道德等更深层的东西。人为地硬性划分为“经改”、“政改”是很荒谬的。（这也反映了改革“总设计师”的一种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没听说其他国家的改革也分经改、政改。）被抽掉了政治等方面内容的所谓“改革”，不仅将失去其道德基础、失去其合法性，而且势必走向自己的反面，异化为一种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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